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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晓波以一个写作者，以及和一起成长的亲历者，深入解读改革开放史，回溯了让发生巨变的激荡四十年。
在过去近四十年里，西方学者们多次认为就要垮了。“但直到今天的年终秀，经济还是没有垮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独特性是什么？我们究竟做对了什么？”
吴晓波认为，经济变革有四大动力：
一、制度创新；
二、容忍非均衡，从集体贫穷到让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；
三、巨国效应，的人口红利让很多企业形成了巨大优势；
四、技术破壁，技术革命不可逆，是一种新动力。
以下为吴晓波演讲节选：
人生有各种各样的相遇方式，有一种叫偶遇，人生的拐角处，突然遇到你；有一种叫奔赴，虽千里万里，你一定要找到那个人；还有一种是等待，我在这片草地下、这片星空下，一定要等你出现；第四种相遇就是年终秀，此时此刻遇见大家，非常感恩。
这是我的第三场年终秀，前两场都在上海举办的。年终秀的常规节目是两个预见：预见过去的一年以及预见即将到来的一年。今年的年终秀有点特殊，因为我们处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周年。
我是一个写作者，也是和一起成长的亲历者。
激荡四十年
1978年，的经济总量占全球1.8%，当时的是一个极其贫穷和微不足道的国家。2017年是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，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达15%。
1978年，人均GDP只有384美元，在全球200多个国家排在倒数第七位。今年人均GDP将达到9281美元，这个数字代表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。
从恩格尔系数来，1978年，老百姓赚100元钱有60元钱是拿来买食品。今年老百姓大约用40%的收入用于购买食品，60%用于购买创造美好生活的商品。
1978年，高楼没有超过200米，今天全世界10幢高的大楼中有8幢在。
1978年，没有一家私营企业，全都是国营企业且在世界五百强中微不足道。2017年，世界五百强企业中，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，其中有超过25家是民营企业。
此外，目前全世界70%奢侈品被年轻人消费掉的，而且这些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是39岁。美国购买奢侈品消费者的年龄要比老15岁。在这个意义来谈，要比美国年轻10岁。
1978年，一年的汽车产销是10万辆。今天是全世界大机动车产销国。2017年的汽车产销量将达到2940万辆，汽车成为了很多中产阶级家庭的标配。同时，所有和农业文明、工业文明相关的基础生产资料，都是大的消耗国。
水大鱼大？
为了今天的年终秀，我专门翻了《TIME》。
1984年，《TIME》有一期封面是一位年轻人拿着可乐站在长城上，封面标题是《的新面孔》。1984年开始了城市体制改革，的马路上出现了很多的广告牌、出现可口可乐、城市的围墙开始一堵一堵消失、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个体户和民营企业……
2013年，《TIME》出版了以《的今天非常危险》为封面标题、孩子吹泡泡为配图的杂志。但仅仅四年之后，《TIME》刊发了一篇文章《赢了》的文章——因为美国为了拿我们2000亿美金的订单，不得不讨好我们一下。
通过这一本西方的杂志，我们就会发觉的变化并非一天发生。如果静态来观察，我们发现所有的变化都非常陌生。“这只船”这么大，但每天都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。
改革开放近四十周年来的每一条街道、每一个家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？怎么解释？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无法作答。
20多岁的历史学家、汉学家费正清博士毕业后来到了，他在1940年代中期写了《美国与》这本书。这是西方学者次把中美对照起来的一本书。当时费正清认为正在发生一场现代化运动。这场现代化运动基本的特征是决定放弃自己所有的传统和制度，并将西方的文明和制度以及语言作为一个对应体。他认为所有的变革是对西方文明不断冲击后作出的反应。在很长时间里，这个冲击反应模式是西方学者对的现代化的共识。
1990年代初，在费正清去世之前，他写了《简史》这本书。在这本书中他说“对不起，我错了。”在经过50年的阅历和观察后，费正清认为的现代化的发展不是一个冲击反应的结果，而是自身内在的基因变革和发展冲动的结果。
因此，的现代化道路具有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。但很可惜，他写完这本书6个月后就去世了。他很不负责任，的动力源是什么？内在动力和需求是什么？他没来得及解释，那时还不像今天这样发展得那么快。
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罗纳德·科斯在去世前的后四年写了《变革》这本书。在这本书中他有三个结论：
一、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；
二、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；
三、经济的发展无法用西方的制度经济学来解释，改革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。
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曾经对讲过一句话——“西方人关于的认识有一半是无法理解的，另外一半我理解了，但对不起，我理解错了。”这是一个美国杰出的战略头脑对的看法。
这些聪明的大脑对的发展都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的认知。在过去的近四十年里，起码五次西方学者们认为就要垮了。但直到今天的年终秀，经济还是没有垮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独特性是什么？我们究竟做对了什么？
我问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老师，我说我在写一本关于2008年到2018年十年的经济史，如果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十年的话会是哪个词？周老师说是“水大鱼大”。上个礼拜周其仁在演讲中提了一个有趣的设问——今天变成了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，“水大鱼大”。
水是指经济环境、制度环境；鱼是企业。他问如果说“水”不好、的经济很差、不适合办企业，那么115家世界五百强怎么来的？如果说“水”很好，那么为什么那么“鱼”非正常死掉？今天很多的企业家在改革开放近40年里在这个国家赚了很多的钱，但他们移民了。2016年，美国的投资移民签了800个人，很多是咱们人。他们为什么要移民？这个焦虑是从何而来？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是一个问号。
经济的四个动力
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也是我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，写《激荡十年，水大鱼大》不断问自己的一个问题。我在书里讲了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，今天拿来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
，制度创新。这近四十年变革，是无数多的产业制度、宏观制度不断被创新，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。制度变革，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源。
1990年代中期，我到温州去做调研写调查报告。当地有一个任龙港镇委书记叫陈定模，在温州螯江圈了一块地宣布说：我要做个农民城。然后他拿了一张图纸，到温州到处去卖给大家，“我卖给你房间，你花5万元可以圈一块地，随你造楼。”然后楼造完，前面一条马路，这边归你修，对面归人家修。我去调研时，他已经做了5年。第二，容忍非均衡。如果时光回到70年代中期，你会发觉，这个国家其实也其乐融融的，每天敲锣打鼓，每天喊口子，每天饿肚子，每个人都一样穷。1978年以后发生了什么？每个人的心都变得很躁动。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，有的人要考大学，有的人到南方开始倒卖盒带。一个集体主义、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弄翻了。如果用一句很经典的话叫什么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这就是开始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。
但是1978年以来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？是那些智商高的，学历高的人？不是。因为当年这一波人在政府里，在军队里，在高校里，在国有企业里，大家都挺安逸的，没有离开。谁先富起来的？容忍非均衡的结果，不是优秀的先起来了，而是那些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。
你会发现，过去近四十年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，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，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，没有关系；跟你智商高不高，没有关系；跟你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，没有关系。只跟它有关系——欲望，你愿不愿意富起来，你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。
与此同时，我们国家开始把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打翻，国家提出来“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”。然后我们对外企进行了“超国民待遇”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这个国家有了很多的区，叫特区、开发区、实验区、自贸区、自由港。这就是一些允许被先富起来的地区和区域。在这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，就获得了优先发展机会。
第三，巨国效应。这个词是我跟经济学家管清友聊出来的。他说发展快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在座各位脑袋比欧美人更聪明？我们是比他们更勤奋，但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大的国家。
我写《激荡三十年》时曾经用过一个例子，1978年月底，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柯达胶卷全球总裁看《人民日报》以后，就飞到香港，他在香港遥望对岸就心潮澎湃，自己终于找到一个要发大财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有10亿人口，每一个人买一个胶卷的话，就是10亿胶卷。买两个就是20亿胶卷。
我们这近四十年的发展跟巨国效应有巨大关系。在1978年的时候，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8%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，今天多少呢？将近60%。在1990年的时候，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。
今天有两家互联网公司，一个叫阿里巴巴，一个叫腾讯，2017年交替成为亚洲市值高的公司。马云和马化腾的智商比硅谷、伦敦、巴黎、东京同时代的60后、70后更聪明？好象也不是。随着互联网人口增加，一定会出现一个到两个亚洲市值高的公司，无非他可能叫马云、叫李云、叫张云。但是一定会出现这个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太多互联网人口。
第四，技术破壁。任何一个国家的进步都依靠两种能力。种是制度变革。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制度是可逆的。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抱怨说，政策像个旋转门，门开进去以后，转着转着自己又回来了。制度还有天花板，这个天花板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。
但是，有一个东西不可逆，叫做技术。今天很多产业变革，金融产业变革、通讯产业变革、媒体产业变革是制度变革所产生的吗？不是，所有牌照仍然牢牢地抓在相关部门手里。但是，技术使得很多牌照变成了一张废纸。所以，技术“破壁”是一种新的不逆动力。
回过头来看，这近四十年来，发展是一轮接一轮浪潮的结果。在1980年代，的制造业发展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，产业大转移的结果。随着欧美国家劳动力人口成本的提高，能源价格的上涨，白领人口的增加，没有人愿意做工厂，怎么办？把大量的工厂腾挪到亚洲地区。恰恰这个时候，打开了国门。
到了90年代中期，劳动力成本也开始提高，制造业开始出现饱和，这个时候出现了互联网。互联网经济，赶上工业革命的末班车，同时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。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，互联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波，它改变了人和消费的关系，人和商品的关系，人和服务的关系，人和金融的关系。从去年开始，它又改变了人和资本的关系。
在全球制造业产能背景，又出现了供需崛起和供需错配。我们所关注的商业模式，都跟这部分有关。同时，展望未来，我们看到了很多技术革命，看到了新能源革命、材料革命、基因革命，而这些革命又跟的资本和内需的增长，发生了重大应和。
所以，我们经历了恍如隔世的近四十年，我记得十年前在写《激荡三十年》的时候，曾写过这句话：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，万物肆意生长，尘埃与曙光升腾。江河汇聚成川，无名山丘崛起为峰，天地一时无比开阔。
这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近四十年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：我跟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？我有没有辜负这个时代？这个时代有没有辜负我？
在《激荡十年，水大鱼大》这本书中我写了这句话：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，它只是磨炼我们，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。有人叹息青春散场，历史已经结束了，要写回忆录了。但是更多的人开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，一切尚未命名。
